“那人，今天也不回来吗？”
母亲的嘟囔越过汤面飘来。像血红的骨髓碎裂，牛肉的纤维也在汤里散开。
我放下碗，把手伸到餐桌下。 脚趾缝里擦过的膝盖。 滚烫的血涌上鼻梁。无人察觉时，我的手背装作无意掠过连枝的小腿。冰凉的肌肤。我盼着有人发现，又盼着谁都没看见。
闭嘴的瞬间，铁链断了
起初是恐惧。要是母亲察觉怎么办？要是连枝、东俊发现怎么办？每次围桌而坐，我都屏住呼吸。只要有人提起父亲，心脏便咚地坠落。但什么都没发生。谁也没说。于是，我挖得更深。
我把父亲的名字换成“那人”。
“那人还没下班？”母亲问。我耸耸肩。这就够了。
那人渐渐透明，而我愈发庞大。这不是简单的无视，这是处决。我用嘴唇封印，就真的杀死了父亲。一个声母、一个韵母都不给，他便无法存在。没有法庭，没有陪审团，我在餐桌上宣判他死刑。
偶尔低声念出“那人”时，舌尖会轻快地弹起。上颚被擦过的瞬间，仿佛他仍温热的身体浮现在黑暗里。沉默反而让呼吸更清晰。我的呼吸，或是他的呼吸。 总有一个在那里。
美少年池锡与律师之子
高二那年，班里转来个叫池锡的男孩。他说他爸是律师，并在教室中央晃着一只牛皮纸袋炫耀。谁都看得出那是显摆，可午休时我还是去图书馆找他。
“你爸干嘛的？”
“检察官。厉害吧。” “……其实没有。” “什么？” “他什么都不做。根本没有。”
我把双臂叠在桌面上，埋下头。池锡盯了我很久，笑了。那笑意我明白。那天起，我们成了秘密朋友。
两个月后，传言说池锡他爸踹开推拉门闯进家里。池锡开始缺课，而我脑内画面鲜活：门被吱呀推开，那个可怖的存在闯进卧室。我打寒颤，却同时在心底嘀咕：可你终究叫出了他的名字。
31岁，我家仍旧只有四把椅子
春节，母亲摆祭祖桌。写供祖名单时，她的笔停在空中。
“你爸叫什么来着？”
东俊拿手机正要搜，又放下。连枝瞟了我一眼。我努力不去回忆。可那名字早已在腹腔里蠕动。
小学四年级运动会，滚烫的铁板前拍我手背的那只粗指；入学典礼上黑色西装的味道；暴雨天校门口那双82年产的皮手套……我有一次性吐出的机会，可嘴唇仍旧紧闭。我低声对母亲说：
“忘了。”
母亲放下笔，把纸撕掉，只留下一片空白。那片空白就是我。
我们为何想杀死家人
弗洛伊德说：因为无法杀死活着的父亲，所以必须把他变成神。我却反其道而行：为了不让活着的父亲成神，我只好先杀了他。
我们以“家人”之名被囚太久。砸不碎整面窗，就悄悄一片片挖掉。沉默是最锋利的刀。若一句话能在脸上留疤，那么不说便是剜掉整块肉。
心理学家称之为“冷暴力的复仇”。可这说法太天真。我们想要的不是复仇，而是重塑。亲手设计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，把曾经匍匐的信仰地图直接抹掉一整块大陆。
你的舌尖，还在删除什么？
今夜，你也许同样坐在餐桌前。有人喊出对面那个人的名字。那一刻，你嘴里会是什么味道？血腥，陈年的灰尘，抑或无味。
若如此，你正在杀死某人，或早已被某人杀死。不论哪种，沉默仍在继续。
所以，我不会问：你为什么仍不肯叫出那名字。
我只问：当你闭口不言的瞬间，你唇齿间活着的名字，究竟属于谁？